審判長、審判員：
依照法律規定，作為本案被告平頂山市市郊鐵爐信用社的代理人，今天依法出席法庭參加訴訟。通過庭前兩次證據展示交換和今天組織有方的庭審調查和法庭辯論，我認為被告方的抗辯舉證真實、充分，影響本案實體部分處理的主要事實已經查清，現僅就本案的過錯認定和適用法律，在前述代理意見的基礎上重申和強調如下：
一、關于本案的總體駕馭和處理思路
本案是由原告單位的職員利用職務之便，勾結被告單位職員，以被告在原告處開設的帳戶為侵犯對象，共謀透支提現、挪用資金案發后，由于犯罪分子攜款潛逃，犯罪贓款無法追回，繼而形成了受損失的原告向開立帳戶的被告主張返還透支資金和請求支付存款的民事案件。對此，代理人認為：
首先，原告方主管職員利用職務之便，勾結被告職員在其單位管轄的金融機構內犯罪，并造成其單位資金損失，那么，依照我國刑事法律的有關規定，除依法追究犯罪嫌疑人職務犯罪的刑事責任外，依照《刑法》第64條規定，“犯罪分子違法所得的一切財物，應當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如果受損失的資金無法追回，則只能自行承擔或者依照有關規定申報核銷。其單位領導是否承擔瀆職的法律責任，則另當別論。本案中，原告將因內部主管職員、在本單位實施職務犯罪給其造成的損失，訴請人民法院判令客戶被告承擔，把被告本沒有支取而被犯罪分子攜款外逃的贓款判決客戶被告返還，有悖處理程序，缺乏法律依據。
其次，原告之所以狀告被告，其理由是被告一名職員參與了這一共同挪用資金的犯罪，且是以被告名義透支提取的。那么，這種金融機構的職員利用職務之便，惡意串通共同犯罪，從而引發金融機構間互為請求支付或返還的民事案件，其案件處理的著眼點和法律依據只能是《民法通則》第106條規定的過錯原則，即依法確認各方有無過錯以及過錯程度的大小，并以此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需要注意的是，這里的過錯是指金融機構行政管理方面的過錯和所屬職員當時履行職務時的過錯，其過錯內容既包括一般民事過錯，也包括違規違法過錯。依照《民法通則》第43條，“企業法人對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員的經營活動，承擔民事責任”的規定，盡管原告所屬職員屬于利用職務犯罪，但其當時是以法人的工作人員的身份對外履行職務，而這種履行職務的行為，正是確認金融機構及其所屬職員過錯責任的關鍵。
二、關于要求被告返還3000余萬元多支存款的問題
根據刑事偵查的階段性結論，原告訴請的3000余萬元已經被犯罪分子潛逃藏匿，無法追回。所以，原告訴請被告返還其3000余萬元，不但違背客觀事實和常規情理，而且完全違反了民事法律意義上的返還，沒有收到，何談返還？但是，3000余萬元畢竟形成了訴訟，其民事責任究竟由誰承擔呢？代理人認為，依照已經查清的客觀事實和相關民商法律，原告對因其職員惡意透支付款、出具虛假帳單、涉案職員頻出、崗位管理混亂、致使巨額資金損失負有過錯責任，原告自行承擔本案民事責任將是唯一的結論。其事實和理由如下：
1、原告所屬營業部的主管職員關海坤，向被告信貸員宋明輝非法出售空白憑證——發票，既沒有依照規定填寫“支票領用單”，又未加蓋全部預留印鑒，根據《銀行結算辦法》第16條第10項和中國人民銀行《有價單證及重要空白憑證管理辦法》第15條第2項的規定，開戶單位領用支票等重要空白憑證時，應填寫領用單，加蓋全部預留印鑒。為此，原告具有金融違規的民事過錯和犯罪預備的罪過，為惡意付款、挪用資金創造了前提條件，
2、同樣是原告主管職員關海坤，在明知宋明輝所持支票是其非法出售并盜用印鑒的支票，屬于惡意取得、不享有票據權利的人，更不屬被告委托的票據持有人，而原告職員不但沒有依法拒付，反而共謀為其支付現金，顯屬違法欺詐行為，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58條第4項的規定，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是無效民事行為；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票據法》第12條的規定，以欺詐、偷盜或者脅迫等手段取得票據的，或者有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惡意取得票據的，不得享有票據權利。《支付結算辦法》第38條之規定，以欺詐、偷盜或者脅迫等手段取得票據的持票人，可以拒絕付款。原告故意接納法律禁止的、不享有票據權利的無效票據所造成的損失，責任自負。
3、還是原告主管職員關海坤，當共謀支付現金、帳戶資金不足以支付時，故意違反規定，大額透支提取現金，實施惡意付款行為，違反了《銀行結算辦法》第16條第7項規定的退票罰款的處理規則。同時，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票據法》第57條第2款之規定，“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以惡意或者重大過失付款的，應當自行承擔責任”。顯然，原告違規透支行為和惡意付款行為所造成的損失，依法應當自行承擔。
4、出具虛假對帳單，隱瞞80余次透支挪用的犯罪事實，致使犯罪持續時間長達一年之久，是造成資金損失的主要原因。在挪用資金犯罪中，不但關海坤出于犯罪目的，每月向被告出具虛假對帳單，以掩飾其犯罪行為，而且被告建華營業所主任周桂枝親自為被告出具的1997年年底對帳單以及新任會計張英杰向被告出具的1998年對帳單，同樣是虛假的，這種多位職員持續性的違背職務的行為，違反了定期對帳制度，違反了誠實信用原則，是造成該帳戶資金大量流失的重要原因。對此，原告應當承擔因不正確履行職務、致使透支挪用的民事責任。
5、不僅如此，原告所管轄的金融機構內部頻頻爆出職員挪用資金的事件，與原告在行政管理方面具有重大過錯和嚴重失職不無關系。首先，原告沒有根據有關規定對建華營業所的崗位、人員進行足額、分工配置，記帳、復核形同虛設，關海坤可以為所欲為；當新會計張英杰發現透支請示時，關海坤、營業部主任周桂枝仍然同意透支辦理；原告多名職員共同參與了透支提現，即使超大金額支付也未經報告審批；關海坤已經調離建華營業所后仍然返回營業部從事支取、記帳等重要會計業務；竟然用公款私存、虛擬儲戶的手段而透支提現；有些提現居然不用支票等憑證而強行或隨意提取；當1998年原告下屬單位會計何泉瑩用假存單挪用儲戶存款200萬元的犯罪事實發現后，已經暴露了關海坤等人的重大犯罪，但原告衛東支行聽取匯報后，竟然聽之任之。原告的行政管理、金融業務如此混亂，才使得這一重大透支挪用犯罪得以繼續。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106條第2項：公民、法人由于過錯侵害國家、集體的財產，侵害他人財產、人身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原告自行承擔資金損失的民事責任是咎由自取。
至于被告職員宋明輝盜用印鑒、偽造支票參與挪用資金的犯罪，應當追究其刑事責任。但是，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票據法》第14條、第103條、第104條的規定，“被偽造簽章者不承擔票據責任”。最高人民法院〈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第5條也同樣規定，行為人盜竊、盜用單位的公章-----進行其他犯罪活動構成犯罪的，單位對行為人該犯罪行為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不承擔民事責任。
三、關于要求被告支付存款1700萬元的問題
根據目前關海坤等人挪用公款案件的偵查結論和所獲證據，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1700萬元存款的訴訟請求不能成立。第一，原告所持的存單是關海坤等人為了掩飾其重大挪用犯罪而偽造的存單，不是法律所要求的“以真實憑證為證據提起訴訟的”要求，屬于法律確認的無效存單。第二，原告沒有實際的存款交付行為，也不存在存款關系的真實性，原告也不能出示交付存款時被告出具的蓋有收訖印章的進帳單。這一點已經由涉案的兩名犯罪嫌疑人做了供述，證據在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存單糾紛案件的若干規定》第5條所要求的真實存款憑證和真實交付存款的規定，原告的訴訟請求均不能成立，請人民法院依法駁回原告這一訴訟請求。
綜上所述，原告在行政管理上的嚴重失職和在金融業務上嚴重違規、違法的綜合過錯，給其主管職員在本單位實施職務犯罪以可乘之機，由此造成的巨額資金損失，依法應由原告自行承擔。
以上代理意見，懇請合議庭予以考慮。
北京市紫光達律師事務所 倪澤仁
2003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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