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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逝者一份“節儉的尊嚴”

富子梅

為移風易俗者提供盡可能周到的服務，讓各種新安葬方式實施起來更為便捷、更加體面，還有大量細致的工作要做

“豪華的死不起，經濟的沒問題”。北京市殯葬協會負責人近日表示，近年來，民政部門開展“零消費骨灰海撒、百元骨灰盒、千元殯儀服務、萬元骨灰安置”的“零百千萬”工程，可是很多不被市民接受。北京其實有便宜的墓地，但不少市民“不領情”，挑大小、挑風水。

如此說來，這些年不絕于耳的“死不起”的議論，完全是市民“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結果？答案恐怕不是這樣簡單。

的確，正如專家所言，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婚喪嫁娶都是人生大事，有些人將墓地視為身份地位的象征，也有人將先人安葬與子孫福祉、家族興旺聯系在一起。因此，很多人寧愿花大價錢買墓地，也不愿接受綠色殯葬。墓地開發商借此炒作經營性墓地，風水上佳、豪華天堂、尊貴長眠……通過各種概念的炒作，一些地方萬元以下的墓地已成稀缺品，價格動輒數萬元甚至數十萬元。這當中確實有“一個愿打，一個愿挨”的成分。

對于這種情況，管理部門一方面應該加大對經營性墓地開發的監管，用稅收杠桿調節價格，不能任由墓地開發商肆無忌憚地賺取暴利，更不能讓無序的墓地開發浪費寶貴的土地資源；另一方面，有關部門應該合理規劃墓地，將絕大部分墓葬用地用于建立價廉質優的保障性墓園，同時將對超標準墓地征收的稅收用于公益性、保障性墓園的日常維護，使之良性運轉，給逝者一份“節儉的尊嚴”。

說到“節儉的尊嚴”，這正是讓倡導殯葬新觀念的“零百千萬”等工程落到實處的關鍵。一分錢一分貨，優質優價，這本是市場經濟的客觀規律。但假如將這種理念無限放大，其結果很可能就是“尊嚴的不節儉，節儉的沒尊嚴”。事實上，“豪華的死不起，經濟的沒問題”這樣的表達中，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這種意味。

從新聞報道的情況看，正是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之下，不少市民對“零百千萬”這一低價工程的質量持懷疑態度。在一些殯儀館，“骨灰盒價格從10元到數萬元不等，材質分紙、紅木、紫檀木、黑檀木、楠木，甚至有翡翠玉石打造的六七萬元的骨灰盒”。如果低價骨灰盒只是一個飯盒大小的紙制產品，躋身在眾多“又好又貴”的同類骨灰盒中間，逝者家屬的感受可想而知。令人對比強烈的不只是骨灰盒。據了解，一些推行樹葬、壁葬的公墓，臨近就是高價的土葬墓地，想不讓人產生尊卑有別的想法都難。

“節儉的尊嚴”是既節儉又有尊嚴。給逝者一份“節儉的尊嚴”，有關部門不能只是簡單提供一個“節儉”的選擇就自感仁至義盡。追求正當的尊嚴和體面，不可都被視作“死要面子”，它們同樣是人的基本權利。強化服務意識，為移風易俗者提供盡可能周到的服務，讓樹葬、海葬、壁葬、花葬、坪葬等低碳環保新安葬方式實施起來更為便捷、更有尊嚴，還有大量細致的工作要做。

農村教改，創新思路更重要

姜泓冰

正視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東西部和城鄉落差，利用人力資源市場的梯度轉移規律，完全有辦法、有能力讓中西部地區的農村教育，迎來“放牛班的春天”

“支教”變“資教”，一字之變，讓湖北省的鄉村孩子看到了“知識改變命運”的希望。近日有關湖北省“農村教師資助行動計劃”的報道，給人啟示，令人鼓舞。

中國的教育改革進入“深水區”，各個地方的教育改革舉措不斷推出，創新之勢方興未艾。然而一些難題持續多年，各種因素相互纏繞制約，很難畢其功于一役。其中最受關注、也最令人心情沉重者，莫過于廣大農村的基礎教育發展問題。伴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城鄉教育落差進一步擴大，薄弱的中西部農村教育令人揪心。

縮小城鄉教育差距，促進教育公平，其重要意義人人皆知，可是，讓人眼前一亮的破解辦法卻并不多見。當很多省份為“教育投入不足”而嘆息的時候，湖北省在有限的財政教育經費之內，動足腦筋通過制度創新、政策激勵來改變窘況，讓人耳目一新。通過政府購買階段性服務崗位的方式，每年選拔一批優秀應屆本科畢業生到鄉鎮學校“資教”，任期3年——已實行八年之久的“農村教師資助行動計劃”，是一種寶貴的探索和創新。

大學生西部支教計劃已開展多年，在高校中反響熱烈，報名者踴躍。很多年輕學子因此收獲了對國情的深入了解，農村孩子也因為大學生的到來開闊了眼界。但對于農村學校而言，如果不能通過制度設計，將“志愿行動”變成經常性、普遍性的力量，不能將“匆匆過客”轉化為“固定師資”，教學質量的提高就會曇花一現，很難給學校面貌帶來根本的改變。湖北的實踐，恰好在制度和政策層面做了拓展，他們因勢利導，鼓勵大學畢業生走進農村、扎根農村，迎來了大學畢業生人盡其才、農村教育水平大幅提升的多贏局面。

從當年感動中國的徐本禹、查文紅等模范典型的支教事跡中，我們看到了具有道德示范意義的“高尚情操”，更能感悟到，通過相應的制度設計和政策措施，我們完全可以將少數個人的“好人好事”，變為改變教育困局的新行動。正視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東西部和城鄉落差，利用人力資源市場的梯度轉移規律，我們完全有辦法、有能力讓中西部地區的農村教育，迎來“放牛班的春天”。

如果說改善農村學校的簡陋校舍、落后設施等硬件，更多需要倚仗財政資金投入的話，那么，解決師資問題，彌補農村教育發展“軟件”不足，更需要教育管理理念和制度設計的創新智慧，需要開放的胸襟和多元化的探索實踐。這是“農村教師資助行動計劃”告訴我們的經驗。

當干部，請離“河邊”再遠些

包 蹇

當干部的，一定要慎權、慎言、慎行、慎友，不沾那些可能引發議論的事情，不給外界的猜疑和想象留下空間

近日，一則“縣長豪華坐駕違章停車，交警貼罰單卻遭保安圍毆”的新聞引發廣泛關注。盡管當事人和所在單位及時公開信息、說明情況，澄清了一些疑問，但它所反映出的問題，仍然值得領導干部思考。

事件的經過是：在甘肅慶陽市駐西安辦事處附近的慶陽大廈，原慶陽駐西安辦事處主任、現慶陽市華池縣縣長的司機違規停車，當交警進行處罰時，慶陽大廈的保安表示“這是我領導的車”，聯手將交警打傷。

華池縣委、縣政府迅速通報了對這一事件的調查處理情況，表示事件發生時，縣長和司機不在現場，而那輛市價70萬元以上的豪華越野車，是縣政府臨時從企業借用的，并非縣長專車。縣長也出具證據，證明自己的專車是一輛帕薩特，當時正在送修。在慶陽市政府的要求下，有關責任人受到處分，市政府工作組和華池縣縣長本人專程趕到西安，向交警表示慰問和道歉。

到這里，事情似乎得到圓滿解決，但輿論對其中不少疑團的追問尚未停止——

首先，縣政府為什么可以從企業借用價值不菲的越野車，究竟是無償還是有償，是偶爾為之還是常態？其次，據華池縣委、縣政府的通報，縣長是去西安參加“西洽會”的，可為何事發時縣長卻在其西安的家中？再有，事件發生后，為什么縣長于當天即匆匆趕回華池，到第二天才折回“路途較遠”、有必要借用越野車才好走的西安，“代表縣政府”向交警當面致歉？

復述這些疑問，并非不相信當事人的申辯和有關方面的解釋，更不是根據懷疑進行“有罪推斷”。這里想強調的是，華池離211國道并不算遠，去一趟西安，即使一般的車不好走，也不一定要向企業借用越野車，而且是一輛與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的華池形成強烈反差的高檔越野車；既然事發第二天有必要去看望受傷交警，縣長就最好是當天趕赴醫院及時道歉，而不是跑回華池，待縣委、縣政府開完緊急會議后才折回西安；既然縣長在慶陽駐西安辦事處當過十幾年主任，就更有責任叮囑辦事處的工作人員，打消他們為了“領導的車”跟交警執法沖突的任何念頭。

也許有人會說，現實生活中，不乏比這嚴重得多的情況，遇上這樣的事情只能怪當事人倒霉。這樣的認識值得商榷。

“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當干部的，尤其是為政一方的主要領導干部，一定要時時刻刻警醒自己，慎權、慎言、慎行、慎友，一言一行，不和那些可能引發議論的事情沾邊，不給外界的猜疑和想象留下空間。

這是對干部的基本要求而決非苛求。恰恰是因為現實中“不乏比這嚴重得多的情況”，領導干部就更應該嚴格要求自己，用實際行動改變一些干部在群眾中留下的不良印象。既然有“常在河邊走，哪能不濕鞋”的說法，領導干部就更要潔身自好，離“河邊”遠些、再遠些。